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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一九四六年六月（第4页）

他说到这里，忍不住摇摇头：“抗战期间，我们要从敌人手里保住医院；抗战胜利了，还要从自己人手里保下医院，这可真是荒唐。”

方三响道：“国府上个月也迁回南京了，您接下来有何打算？”

“我一个风烛残年的糟老头子，还能做什么？无非是在上医做个教授，开几门公共卫生的课，如此而已。”颜福庆微微抬起头，眼神却闪动着不甘。他似是要避开这个话题，侧头问道，“眼下这场霍乱，现在状况如何了？”

方三响叹道：“这次的传染规模太大了，累计感染五百余人，每天还新增二十多例真性霍乱，死亡率差不多是在一成。在我印象里，哪怕是清末那会儿，上海也没有过如此规模的时疫——您是公共卫生专家，您说这怎么还越过越回去了？”

“唉，中国抗战前的公共卫生工作，就搞得很差。经过八年蹂躏，只怕是雪上加霜，更加不堪。时至今日，上海还有七成居民喝的还是未处理的河水与井水，这是霍乱的根源哪。你不让他们喝脏水，又没有干净的水提供，怎么办？”

颜福庆郁闷地拍了拍扶手，可仍觉得憋闷，索性站起身来，在走廊来回踱步，仿佛这样才能把气顺出去：

“三响你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太糟糕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上个月发布了一个统计。日本投降已经快一年了，中国的黑热病年发病率，从战前的二十万例，发展到二百万例；伤寒从七十万例上升到一百五十万例；其他的如天花、疟疾、斑疹、结核和血吸虫等，上升幅度也十分惊人——你可知道这一切的症结在哪儿？”

“人手。”方三响回答。

“没错，人手。”颜福庆似在课堂上一样，“如今，全国符合标准的病床只有五万张，政府颁发执照的医师只有一万两千人、药剂师七百人、护士五千七百人。要照顾四万万人的健康，杯水车薪，杯水车薪哪。”

他到底是做过卫生署长官的人，对这些统计数字无比熟稔。

“所以我辞去了一切公职，专心在上医教书。巴望可以多培养一些医生出来，略解燃眉之急。”颜福庆道。这时方三响鼓起勇气，出人意料地开口道：“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您的想法有问题。”

“哦？”

“就拿上医和协和来说，一个学生成为独当一科的医生至少需要七年。全国医学校只有二十几所，每年输送出来的医生，能有多少？何况这些医生，有多少是留在北京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有多少能惠及边远山区和底层民众的？”

颜福庆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依你之见，学校要求严格反而是错的了？”

“不，现在的医疗教育没有问题，我也希望中国的医术能比肩英、德、美。但现实是，中国太落后了，我们精雕细琢出了少数精英，在公共卫生的低端人才培养上投入却太少了。我国的人口太多，地域太广，几个京沪的好医生，覆盖不了广大民众的健康问题。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二三十个名医，而是十几万水平一般的卫生工程师、卫生监察员、公共卫生护士和助产士。”

方三响说完之后，颇有些忐忑不安。这一番言论，可谓离经叛道。这让任何一位医生听了大概都要叱责。他赶紧补充道：“当然，正规医疗教育还是要的，只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优先满足最广泛的基本需求。”

颜福庆没有生气，反而笑起来：“你这个说法很好，就是有点冤枉人。其实上医的校长朱恒璧，还有现在手术室里忙活的沈克非，他们都和你的观点差不多，都认为应该让医疗教育下沉，覆盖更多人群。事实上，这项工作在抗战期间就在做了，姚医生不也参与其中吗？”

“是的，英子跟我说过。她说歌乐山下重建的那个卫生示范区，后来改成了中央卫生实验院，进行公共卫生人员的试点。”方三响点头。

“当时我们的规划是，摸索出一套初级卫生员的培训体系，分成看护、助手、助理三档。看护只要培养一个月，助手一年培训，助理四年培训。这些人毕业之后，可以分散到县一级的卫生站去，提供最基础的一些医疗服务。这样只要十年时间，就能有足够的人手，把公共卫生体系延伸到大部分县城里——你看，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

颜福庆说得兴致勃勃，方三响却有些煞风景地问道：“那么实际效果呢？”

这一句问出来，颜福庆的眼神霎时变得黯淡。他沉默良久，方开口道：“我给你讲一个陈志潜医师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