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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一九三九年三月（第5页）

如今三人天各一方，分别良久。方三响每次读信，脑中便会浮现当年他们在外白渡桥看日落的情景。那时候多美好啊，三个人正青春年少，无忧无虑，峨利生医生、沈会长、柯师太福医生、陶管家、项松茂他们也还健康地活着。

可方三响也明白，那种美好只是种幻觉。整个上海都是一种幻觉。如果沉迷在那座茧房里不出来，便无法看到真正的中国，更无法诊断出早已病入膏肓的肌体。如今国土沦丧大半的劫难，在那时早已种下种种前因。

方三响阅读良久，然后把信仔细叠好，放回贴身口袋，也加入合唱中去。

当天夜里，方三响就和刘筠睡在放爱克斯光机的窑洞里。说实话，这里面又黑又憋，土炕睡起来又硌得实在不舒服。好在他尸体堆里都睡过，从不挑拣这个。在外头呼啸的风声和刘筠的呼噜声中，方三响也沉沉入睡。

在梦里，方钟英举起刚出版的一本厚厚的小说，在哈佛楼前向爸爸和妈妈夸耀，姚英子、孙希和翠香围拢在身旁，一起撺掇他请客，欢声笑语，一口一个“蒲公英”——这外号可是好久没听过啦。

次日方三响早早起了床，听见院子里有响动。他披上衣服出去看，发现警卫班的士兵在挑水。这座医院之所以临时安置在这里，是因为附近有一口深井。陕北水源缺乏，靠井靠河的地方最为金贵。

方三响最怕闲着，索性也去帮忙。他连续挑了三四趟，灌满了两个大水缸，忙得满头大汗。这会儿其他人也陆续起床了，他搁下扁担去吃早饭，忽然看见徐东从外面匆匆回来。

原来徐东昨晚没待在医院，拍完片子之后便返回延安去汇报工作了，没想到他一大早又赶回来。这一来一回，脚程可不近。徐东一见方三响，拽住他说：“方医学，麻烦你去叫一下防疫队的医学们，咱们得开个会。”

昨晚方三响已经听其他医疗队的人说了，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他们没事就喜欢开会。他当即把防疫队其他人叫起来，来到一个空置的窑洞。椅子不够，大家就席地而坐。

第54防疫队的队长叫蒋烁，来自北京协和；副队长花培良大夫，是湘雅医院的一位老资格。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生齐聚在这个小窑洞里，都把目光投向徐东。

徐东拿出一根卷烟，放在鼻子下嗅了嗅，没舍得抽，随后开门见山。原来在延安东北大约五十里的山沟里，有一个小地方叫郭梁沟，前两天暴发了一场疫病。

西北的疫情向来非常频繁，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回归热一样不缺，尤其是每年三四月份，都是疫病高发期。之前军阀混战，从来没人好好整治。直到共产党到了延安，建立起防疫委员会，才真正重视起来。但限于资源和经验，他们暂时只能建起预警体系，让各地有疫情及时汇报给延安，但具体防疫工作展开却比较困难——之所以邀请第54防疫队来这里，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原因。

“郭梁沟再往西北不远，就是甘谷驿，那里我们有一个第二兵站医院，是最靠近前线的医院，里面伤兵很多。万一疫情扩散到那边，可是要有大麻烦的。希望几位医学帮帮忙，处理一下。”徐东盘腿坐在炕头，忧心忡忡地说道。

蒋队长当即表示责无旁贷，这本来就是防疫队的本职工作。不过目前防疫队的工作重点，是延安城区和周边县区，人手实在不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派方三响去郭梁沟调查一下，指导当地的防疫工作。

徐东把卷烟塞回口袋，说他正好也得去第二兵站医院办事，不如陪方三响走一趟。防疫队的人其实都明白，他们外出必须有一位卫生干部陪同，既是监督，也是保护。

散会之后，徐东牵来了两头骡子，揣了四个硬馍和两条腌萝卜。方三响带了几样常见的药物和试剂，统一放在绣着红十字的布挎包里，两人一起上了路。

陕北地界放眼望去，几乎满是土黄色的景致。这里的地形简直就像是一张当地人的面孔，黑黄色的肌肤皴裂，生出密密麻麻的皱纹，沟、坎、坝、塬、梁、壑……层层叠叠。方三响真不知道，如此单调的风景竟有这么多名词来形容。

但这风景又很宏大，天地高阔，目力可以落到极远处的地平线上。整个人的心境一下子便舒张开来。这两匹黑瘦的骡子钻行于褶皱之间，活像两只小小的跳蚤。

听着徐东在骡子上絮叨，方三响才知道陕北的局面有多么困难。农村往往走上几百里地都看不到一个医生，找不到一个药铺。就算镇集上有，农民也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只能小病自愈，大病等死。尤其是疫病一旦暴发，经常整个村子一起完蛋，所以在陕北有个称呼叫“屋病”或“村病”，不特指某一种病，而是指所有会导致大面积死亡的恶性时疫。

“中央其实一到陕北，就先建了永坪医院和下四湾医院，前年又把边区医院搞起来了，今年还准备再建一个八路军军医医院，听说好多洋医生都报名了。只不过还是太少，人也不够，药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