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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榻除了主人自坐休息外，还用于待客，如《后汉书?徐稚传》：“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用于见吏，如徐州十里铺东汉画像石中，一地方长吏端坐榻上，三个小吏模样的人，双手执笏恭敬地跪拜于前（《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考古》1966年第2期）。宴饮时，榻更为常设，或主人自坐，或与宾客共坐。辽阳棒台子二号汉墓宴饮图（图72）中，男女主人即各坐一榻，中间设食案，榻上还施以幧帐，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舞（《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期）。另外，还有一种特小之榻，配以榻登，用于登大床。《释名》：“榻登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床也。”（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239页）

床比枰、榻都大，兼供坐、卧。一般为木制。《御览》卷七零六引《后汉书》：“羊茅为东郡太守，夏日坐一榆木板床。”也有石制者，望都二号东汉墓所出石床，长159厘米，宽100厘米，高18厘米，可容一人卧息。在汉代，床是比榻规格更高的家具，如《风俗通义?愆礼篇》：“南阳张伯大，邓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礼事之。伯卧床上，敬寝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大床常在一侧设屏、背后设扆，合成“屏扆”。山东安邱画像石与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均有其例（图73）。

汉代人在床、榻上的坐姿，接近于现代通称的跪姿，因此，坐久了会感到累，甚至产生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提到的“腓痛、足痹、转筋”等现象。所以有时要隐几而坐，膝纳于几下，肘伏于几上。这种几被称为凭几，其几面较窄，一般在20厘米左右。西汉时的凭几面常微向下凹曲，还接近战国时的式样。山东临沂金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此式凭几，几面两端雕成兔首状，颇为别致。东汉凭几的几面多为平板，有的装四条栅状足，有的只装一条曲足，这两类凭几的使用情况，在画像石上都能看到（图74）。满城一号西汉墓中的漆凭几，木质部分已经朽失，但存有鎏金的铜几足，其上部装合页，使几足可以向内折叠。古乐浪出土的一件漆凭几，几足有上下两层，下层几足可撑开也可折入，从而可以调节几的高度，结构很精巧。在冬季，几上还加铺织物，如《西京杂记》卷一：“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稿以凭之，不得加绨锦。”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遣策中记有“素长寿绣机巾一”，长寿绣比绨锦更高贵，可见《西京杂记》所记并不完全准确。汉代通行跪坐，箕踞和垂足坐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江苏铜山耿集发现的一块画像石，刻出一执刀人垂足坐于几之上（图75）。这是一种无礼的姿势，在当时十分罕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23页）。

榻上、床上和室内地上就坐之处一般都铺席。席大多以蒲草或蔺草编成。《急就篇》：“蒲蒻蔺席。”注：“蒻，谓蒲之柔弱者也。蔺草名也，亦莞之类也。蒲蒻可以为荐，蔺草可以为席。”荐，即长卧席。《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以菀蒲为席”，以示其俭。又《东观汉记》载：“郭丹师事公孙昌，敬重，常持蒲编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谴责中载：“菀席二，其一青缘，一锦缘。”实际上则出土菀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长219厘米，宽81厘米，另一件长222厘米，宽82厘米，席边均用黄绢包缝，边宽20厘米左右。据《盐铁论?散不足》，先秦时庶人用“单蔺籧篨”。所谓“籧篨”，指粗竹席，汉时同样流行。竹席或成为床笫，其精细的称为簟。《东观汉记》：“殇帝诏有荏弱平簟。”又《西京杂记》：“会稽献竹簟供御，世号为流黄簟。”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中出土的竹席，为民间样式。其色灰，席纹作人字形，用薄蔑片编制而成（《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第8期）。除上述草席和竹席外，还有一种缀以兽皮的精席。《释名》：“貂席，连貂皮以为席也。”又《西京杂记》：“昭阳殿设缘熊席，毛皆长一尺余，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也，坐则没膝其中，杂薰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也。”

坐席之礼也有一定规矩，尊者必有专席。家庭中为长辈设专席，讲堂上为老师设专席，而宫廷中则为帝王及皇后布专席。朝会时，为了优礼功臣耆儒，常常也设专席。《后汉书?王常传》：“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又《张禹传》：“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与三公绝席。”东汉时，为了提高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决策和监察官员的地位，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起，朝会时皆专席而坐，所以京师号为“三独坐”（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4～235页）。

席铺在地上能够移动，安富尊荣的贵族绅士可累坐八九层席。在学校中，讲学时每人坐一席，但主讲人讲得入情入理，驳倒别人学说的时候，就可以夺人之席。如东汉学者戴凭解经不穷，可以重坐五十余席（《后汉书·戴凭传》）。至于一般的寒士，如薛惇就“坐无完席”了（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汉代并不流行垂足高坐，所以这时似不应有桌、椅等家具。然而实际上，汉代虽然无椅，却已产生了雏形的桌。河南灵宝张湾二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张绿釉陶桌，上置一圆底小罐。从其足和面的比例看来，这是一张较高的小桌（陈增弼先生认为这不是小桌，而是“一件与灶台配套使用的厨房中摆放烹调味品的灶边小案”。见《论汉代无桌》，《文博》1982年第5期）。不过由于陶桌是明器模型，它所代表的实物的尺寸难以确定。四川彭县出土的市场画像砖上的一张方桌，桌前之人与桌上之人在进行交易，桌的高度可以通过人的体高间接推知，所以可以被确认（图76）。这张桌子的桌腿间无撑，形制较原始，但已与敦煌莫高窟85窟唐代壁画中的方桌十分接近了。

供贮藏用的家具有厨和匮。《论衡?感虚篇》又《是应篇》谓燕太子丹质秦求归，秦王提出的条件中有：“厨门木象生肉足，乃得归。”这里所说的厨当指贮物之厨。西周青铜方鬲之座常在正面设两扇门，门上铸出守门之别者。此风可能为后世之厨所沿袭，厨门上也饰有刖者木像，所以说“生肉足”。《晋书?顾恺之传》：“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桓玄。”也应是此类厨。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有大厨，厨顶作屋顶形，一女子正开厨门取物，可见其中贮有黑色之壶（图77）。《广韵?上平声十虞》：“■，帐页，似厨形也。出陆该《字林》。”可知厨形似幄帐，正与上述壁画相合。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七世纪制作的玉虫厨子，厨顶仍作屋顶形，还沿袭着这一制度。与厨相比，匮则用以贮存较贵重的物品，如《楚辞?七谏》：“玉与石其同匮兮。”《汉书?高帝纪》：“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山东沂南画像石中有其图象（图78），河南灵宝与陕县刘家渠汉墓皆出土过陶匮，这些陶匮宽窄高低的比例十分匀称协调，直到唐代其造型仍无多大变化。

汉代还未在室内设平暗之类天花，为防止梁尘沾衣，多在床顶上悬承尘。《释名?释床帐》：“承尘，施于上，以承尘土也。”承尘又名帟。《礼记?檀弓》郑注：“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尘。”《周礼?幕人》先郑注：“帟，平帐也。”则承尘原是平张于床上的小幕。东汉时，如成都出土的传经画像砖上所见者，讲学的经师所坐高床上之承尘，已绷在带格子的木框上，具有向平棊过渡的趋势了。因此，这时的承尘是室内相对固定的设备，平日不常移动，如《后汉书?雷义传》记雷义拒绝受金，但“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之。”

平悬于室内用以防尘的是承尘，竖立于室内用以挡风的则是屏风。屏风是一件独立的家具，与附属于床的屏扆不同。《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曾提到屏风，说明战国时已有此物，汉代更为流行（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219、225页）

《风俗通》：“屏，卿大夫以帷，士以帘，稍有弟以自障蔽也。”《汉书?陈咸传》：“万年尝病，召咸教诫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着，头触屏风。”屏风一般用绢绨为之，《仪礼?觐礼》郑注即言汉代有绨素屏风。屏风上多绘有彩画。如《汉书?叙传》言成帝御座旁有画着商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图的屏风。《东观汉记》也载光武帝御座旁有列女图屏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有一木五彩画屏风，长72厘米，高62厘米，是个缩小了的模型，据遣策所记，其原长五尺，高三尺。也有小型屏风，置于床榻之上，汉画中屡有所见。如辽阳汉墓壁画男女主人的榻后部均有屏风，呈折角形（《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有的屏风上还带有镜子，如东汉末年曹操刺杀董卓时，就因为董卓从床后屏风上的镜子中看到曹操正在拔刀而惊醒，所以曹操未能成功。

有时屋中仅置屏风还不足以御风寒或挡蚊蝇，所以又置帷帐。帷本指车门帘，时作“车帏裳”。《后汉书?贾琮传》：“贾琮为冀州刺史。及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帏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搴之。”后也用于空内，以自障恶。《史记?董仲舒传》：董仲舒“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又《后汉书?刘玄传》：“更始委政于赵萌，日夜与妇女饮宴**，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能已，令侍中坐帷内与语。”所以《释名》：“帷，围也，所以自障围也。”《释名》：“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小帐曰斗，形如覆斗也。”可见帷与帐的区别在于：第一，帷用来分割堂、室，帐则施于床上；第二，帷多单幅横面施帐，而帐则笼罩四面。然而它们的作用都有障翳眼目这一点，所以，床前“帖帖而垂”的帖，因其横面单悬而《释名》称为床前帷。凡是有顶的帷幕也都被称作帐，即使不施于床上也如此。《史记?汲郑列传》：“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此武帐即非床帐，而是殿上御座的有顶之帐（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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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风起蓬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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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命陨长街

光线昏暗的咖啡馆包房里，一个打扮精致着装干练的年轻女子轻轻地搅动着手中奶茶。其优雅的举止以及淡然的神态与对面坐着的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是一个头发微秃，身材臃肿的中年男子。一身价格不菲的高档西装显示出他平时是个高高在上的领导者。不过此时的他脸色窘迫，神情恍惚，全面没有了往日趾高气昂的气势。倘若不是他身旁还坐着一个身材高瘦神情冷峻的黑衣男子，眼前的这幅情景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年轻小三与已婚大叔之类的香艳故事。而事实上此三人在包间里的谈话内容可是与婚外情之流相差甚远。

“蔡女士，你在过去两年里从二十名储蓄人的银行账户中盗用了共计五百万元人民币的存款。你承认有这件事吗？”开口问话的是高瘦的黑衣男子。按照他自己的介绍他姓陈，是S市银行总行的法律顾问。而坐在他旁边的秃头男子则是S市J区分行的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