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

第64章（第2页）

分，就是佛教所反对的分别心，亦即种种人为的划界和区分。我发现，自己虽然对此早有警惕，却限于惯常思维、学术需要，仍然未能彻底摆脱。我们总是习惯于在写作和演讲中论述地域之分、民族之异、文化之界、国家之别、主义之争、学派之峙，即使比别人淡化，也无法消融，因为这是我们接受教育的基础。

在佛教看来，世间一切人为的纷扰、分裂、战争，都由此而起。其实，看似清晰的差异都是空相，看似明确的界限都是空相，当然，看似激烈的斗争也都是空相。以佛教的认知，一切以集体方式出现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都没有夸张的理由，一切以个人方式出现的胜负竞争、尔虞我诈都只能导致共衰，一切以运动方式出现的检举揭发、互相整人更是中国沉疴，不应鼓励。但是，在目前这个全民都在比赛输赢、表演正义的社会气氛中，要道破这一点会遇到很多困难。

我曾经在联合国发布首份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的第一天，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发表对话，系统反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先生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这种站在西方主体立场上的文明之“分”，只会加剧冲突，增加分裂，而目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跨界合作、无界融汇。这次论述，是我的“少分”思维的一个郑重展示，今后还应继续。

不管外界如何翻江倒海，我在今后的修行中，应该尽力消除社会上一切“勘边划界”的观念，哪怕它们总是打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地域主义、民粹主义和其他许多西方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大旗。各种强化差异、强化区分、强化自卫、强化争斗的想法，也许都能找到自己的学理依据，却不能被佛教许诺。因此，也不应被今后的我许诺。一时消除不了，那就减少吧，是为“少分”。

二是“少忆”。

忆，也就是回忆、追思。大多是强化时间序列，拉入先祖坐标，加重历史话语。这一切似乎都很好，却得不到佛教首肯。

佛教主张当下，着眼此刻，关照现今，而不喜欢时间的侵入、历史的霸道、遗产的作态、传统的强加。

我以前在历史研究中，已经重视古今之通而看淡前后之别，已经珍惜千古诗魂而冷漠断代之学，但是，很多时候也不得不屈从专业陈趣、学术癖好而匍匐于时间的魔杖之下。

有着漫长历史的佛教从不自炫漫长，而总是急切地呼吁“当下”。这个事实才让我一次次反思，自叹修行之浅。确实，即便是我们倾注巨大学术力量的所谓“历史真相”，说到底也是疑点重重的空相，不存在永久执守的理由。例如，我每次在阅读“文革历史”的各种文本时，总是更加感到佛教的英明，因为“文革”我亲自经历并付出过全家的血泪代价，但是那么多历史文本所写内容，与我的亲身感受全然不同。错在何人？最后憬悟，错在我们对历史的过度依赖，也就是我们对时间的“无明”。但《心经》说了，连“无明”也说不上，更无所谓“无明”的断灭。既然这样，那也就盼不来“有明”的一天。与其如此，不如挥去时间。再也不要像一个自恃通晓历史的长辈那样老是喜欢给年轻人谈古说往了，应该把一切文化注意力都集中在当下，而且是不受过去干涉的当下。

就连写作了皇皇巨著《历史哲学》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无奈地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无法从历史上学到任何教训。”黑格尔不太懂佛教，但他的这个判断，却已近佛。而我们身处佛教鼎盛的中国，却总是那么热衷“历史真相”、“历史教训”等等。其实细细一想，历史的重压，扭曲了多少活生生的今天。时间本可以穿越，当下才是重心。

且把“记忆”换成“良知”，把“沧桑感”换成“菩提心”。来什么就接受什么，不必问来历，不必算因果，不必查恩怨，立即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大爱之心处置，这便是大雄之行。

三是“少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