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

第62章（第2页）

我们不能对下一代有太高的期许，但可以肯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不会有兴趣跟着去做历史的盗墓贼、中国的新纳粹。

这是我经历多年考察后对中华文明整体路向建立的某种信心，广大读者都知道。

就在这种一直缥缈而摇曳的“信心”中，我爸爸去世了。

自从上次摔跤后，他很少外出走动。这天他想走走了，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捧着保温茶杯，自己悄悄地下了楼。看到墙边黑板报上有通知，居民委员会办公室里在开一个老年人的会，他想去听听，便朝那里走去。纔几步，又摔跤了。

这次摔跤是致命的，他再也没有起来。

对我而言，爸爸走的真不是时候。

我早就想过，我们做子女的无法决定父母亲走的时间，却可以努力让他们走得放心。这些年见到爸爸身体日渐衰弱，我总把我和妻子的真实处境瞒着他，骗得他放心。现在他一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回头一看，全都知道了，心情一定很坏。

他终于知道，我这些年是在骂声中度过每一天的，年年都成为中国文化界被骂得最多的人。

那三个字，由祖母构建、由他裁定的我的名字，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都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爸爸一定会在冥冥中焦急地问：“他们究竟是谁？”

我会告诉他：“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确实实养育了一个比较有「人缘」的儿子，竟有那么多人甘愿抹黑了脸为他的生命行为作注解。因此，顺带又养活了那么多人。”

这是普济众生。那就放心走吧，爸爸！我为你诵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