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

第56章（第2页）

这就可以用力挥击一棒了：批判斯坦尼，就是批判周恩来养女早年可能学过的某门课程，问题终于联系到了顶级政治；

第七杆──

更严重的是，孙维世在“文革”初期去世了。她是怎么去世的？有可能是因为有人在批判她早年学过的某门课程，她出于对学习生活的迷恋，心里受不了。于是，古先生勇敢地得出结论，胡锡涛先生写的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给孙维世带来了致命打击；

第八杆──

苞锡涛先生与孙维世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对她实行致命打击？想必，是江青布置的；

第九杆──

江青地位这么高，又不可能认识胡锡涛先生，那是怎么布置的呢？没有任何旁证，可见是『直接布置”，也就是咬着耳朵密授机宜，当然不会让第三人知道，因此也不可能拿出证据；

第十杆，终于可以进最后一个洞了──

既然古先生早就判定我是胡锡涛先生那篇《评斯坦尼体系》的“主要执笔者”，那么，所谓“接受江青直接布置”、“给周恩来养女孙维世带来致命打击”云云，也全都转嫁给了我。他在批判文章中说到这起人命大案，主语也都改成了我的名字。

经过这样的推断所得出的结论，他居然堂而皇之地公开发表了。

先是零星地发表在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太原、合肥的报纸、杂志、学术刊物上，最后，在广西南宁的一家学术刊物上集大成。

这位先生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潇洒风度，不经意间揭发出了一起直接关系到周恩来、江青的顶级政治命案，而他所揭发的内容，又从未出现在任何“文革”史料和国家级的审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