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

第54章（第2页）

当时，既不想报仇，又不想反击，更没有想到哪一天能够伸冤和平反。

最大的愿望，只想找到一个能够讲道理的地方。

我只想在那个地方说一句：事实并不是这样，你们也许搞错了。

那个冬天之所以寒冷，是实在想不出普天之下会有这么一个地方。因此，我只能瑟瑟发抖、缩肩跺脚。

没有地方讲理，也就使得那位从甘肃写信来的造反派头头，以及“文革”中的其它大批判干将，没有机会听到别人讲理，也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做人的道理。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他们最后终于皈服了一些道理，却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人生代价。

时至今日，能不能让他们的后继者们少付一些代价呢？那就需要为他们寻找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了。

我想，法院也许正是这样的地方。

我找鲍培伦律师咨询。我问：“对于诽谤和诬陷，不作刑事案件起诉，而作民事案件起诉，有可能吗？”

鲍律师想了想，说：“有可能。但明明是刑事，为什么要违避？”

我说：“中国文人多数是法盲，不教而诛，马上把他们关起来，于心不忍。而且，要关

的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