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

第52章（第2页）

“四十多年？”我妻子大吃一惊。

“那时他被选为人民陪审员，做了这套制服，穿上的第一天就沾上了这块漆渍……”我想说下去又语塞了。我不能当着爸爸的面告诉妻子，“文革”中爸爸曾在隔离室几次索要这套制服，准备穿着它自杀。

但我还是说了下去：“一九六八年我下乡前到隔离室与爸爸告别，爸爸就穿了这套衣服，人也像现在那么清瘦，这也三十多年了……”

我这一说，爸爸和妈妈像突遭雷击一般，剎那间成了泥塑木雕。

爸爸终于回过神来了，低头看了看这套旧制服，自言自语地问：“是这一套？”

我面对穿了这身旧制服的爸爸，压抑不住要说一句话，这是几十年前面对这身制服时该说而没有说的。我说：“爸爸，你很了不起，面对暴力，强硬不屈。”

爸爸眼中又出现了我们过去见过的神采，但很快又黯下来了，他轻声说了一句：“我这种态度苦了你们，苦了全家。”

“没有！”我说，“你和叔叔带了头，我们也跟着一路强硬下去，反而简单了。”

我与爸爸常常见面，但与这套制服的最后一次见面却隔了整整三十四年。那次站在这套制服前的我强硬到什么程度，本已淡忘，不久前却被胡锡涛先生的那篇回忆文章重新搅起。现在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了，一个立即要以自己的体力劳动养活八口之家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在下乡前的极度卑微、极度饥饿中，坚持最后一分锺的学术立场，读完最后几页英语经典？

这真是二十二岁的我？

“你下乡前一天到隔离室来看我，手里还拿着一小束白花。”爸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