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

第38章（第1页）

“这些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口。”冯岗先生说。

“那么，你估计，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我问。

“这要看中央今后有没有新提法。凭我的经验，不太乐观，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的另一句话倒是可以辩解的，辩掉一点好一点。”他说得非常知心。

他所说的“另一句话”，也是由一个人揭发，又由他帮我“启发”出来的，就是我曾在一个场跋上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没有流泪，更多的是思考。”这也被上纲为“反对毛主席”。

“怎么辩解？”我问。

“你可以辩解，说我在思考中国没有了毛主席，该怎么办。”他说。

我感激地点点头。不是感激他的主意，而是感激他的好意。

每次谈话，我总是要在他面前大骂那个揭发者，边骂边观察他的表情，借以来判断揭发者是不是我心中猜测的人。他只是不断重复：“遇人不淑啊！遇人不淑啊！”

终于有一天，冯岗先生把我找去，不关门，一边故意大声地说：“你也太骄傲了，连这样的报告也不听！”一边用手推给我一张纸条：

×××同志：

昨天下午的毛选五卷辅导报告和学习动员大会，余秋雨中途离场，到结束还没有返回，整个过程都没有请假。他的这种态度，与他平时的一系列言论直接有关，我建议进行严肃的教育。

纸条下端，有一个署名。我一看，果然是他。直到二十几年后这个名字还在报纸上频频招惹我，我一直不理，只因为不想从我的笔端写出那三个字。

当时，冯岗先生像是不经意地点了点那个署名，又用手指弹了三下。署名下面的日期，是几个月前的，那正是我被宣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的时候。

冯岗先生说：“骄傲很害人。军人作报告，知识分子中途离场，能不发火？你是两项揭发并发，纔出了问题。 ”